梁漱溟(1893~1988)

[拼音]:Liang Shuming

中国著名学者、社会活动家。原名焕鼎,字寿铬。祖籍广西桂林,生于北京。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,任该会机关报《民国报》编辑兼记者。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祕书。应蔡元培之聘,1917~1924年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。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,并接办北平《村治》月刊。1931年与樑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先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,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1939年为促进团结抗日,参与发起组织“统一建国同志会”,1941年该会改组为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,梁漱溟任中央常务兼同盟机关刊物《光明报》社长,1946年任该同盟祕书长。1950~1980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,此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、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。主要著作有: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(1921)、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(1931)、《乡村建设理论》(1936)、《中国文化要义》(1949)、《人心与人生》(1980)等。

梁漱溟一生主要研究两个问题:一个是人生问题,一个是社会问题。他认为,人类生活有三大问题,即人对物、人对人和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。同时,人类生活有三种根本态度即意欲向前要求、意欲调和持中与意欲反身向后要求。近代“西洋文化”以第一种态度解决第一个问题,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分别以第二、三种态度解决第二、三个问题,于是人类文化演变为三大系。由于三大问题深浅不等,其出现时期应有先后。他认为,以近代“西洋文化”为代表的人类第一期文化尚未完成,而中国人不待走完第一期就直接进入了第二期。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,于是出现了短绌的一面,即幼稚、衰老、不落实。所以,“落于无发展前途的消极”。但人类文化终归要进入第二期,那时中国的人生态度必将取代第一种。因此,未来的人类文化必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。

梁漱溟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,认为不同型别的文化,社会构造各不相同。由于“西洋”人重集团生活,中国人重家庭生活,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,同时走向职业分途,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。而“西洋”却从集团生活演为阶级对立,因此“西洋”可称之为阶级对立的社会,而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。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,但尚未构成阶级,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。在“西洋文化”湧入中国之后,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,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,形成文化失调,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。梁漱溟认为,中国的自救之路,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。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“西洋文化”的长处二者的沟通调和,也就是要学习“西洋”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,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、人生向上的精神。为此,他倡导乡村建设,先后在河南、山东等地从事社会改造的实践。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研究,以寻求中国民族自救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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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on 08/25/2022 in 知识 by ad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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